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在估计贡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对接待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后来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一直让他们吃惊。使团的总管巴罗说：“我们至此所经历的款待、重视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当东则说：“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动员了这么多的官员，这么多的厮役，这么多的船只，来做招待工作。这些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和厮役据说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励他们做好这项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队欢迎的兵士，有搭起来的彩牌楼和特别准备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费用俱由皇帝一人担任起来。”

“皇帝陛下的这个意旨被所有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严格遵守。一位使节团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微小的衣物，承办招待的官员立刻买来，但无论如何不肯收钱。他说，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

在其后的赏赐环节，英国人将要更为惊讶。英国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经过英国商人之口先行传回了伦敦，整个英国欢欣鼓舞。

英国使团的出使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出使也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衡量，英国人的收获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给他们的礼物。

自从听说英国人要来后，皇帝就开始为他们准备礼品。在英国船只到达天津后，皇帝派人询问的第一件事是贡品名单，第二件事则是使团名单。这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准备给英国人的礼品。皇帝的心很细，他的赏赐不仅限于官员，每一个英国人，从正使直到黑人仆从，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备有奖赏。对于这个前所未知的国家，他准备大大施恩，让这些地处偏僻的远夷对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惯例，外国进贡，皇帝只赏赐其国王及正使等正赏一次。而此次英国来朝，皇帝前后赏赐了他们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国人的桀骜不驯和妄加请求令皇帝十分生气之后，那些原来准备好的礼品仍然一样不差地发给了英国人。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赏赐的礼品共130种，3000余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次数之频，前所未有。皇帝一贯乐于展示他的大方。生气归生气，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能丢。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上，皇帝也特意提及这一点：“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虽然中间因为礼仪问题一度降低了饮食标准，但宽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给予英国人高规格的照顾：“公平而论，中国朝廷和他指派来照料使团的众人，自始至终表现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顾无微不至，态度真诚友好。至少对我们这一行人是如此。”这是巴罗的话。

在路上，已经与英国人无话不谈的“王大人”向英国人谈了这次招待的花费：“王大人告诉我，为了支付接待我们使团的开销，他们受命从我们所经过的各省银库，每天提取5000两白银（合今天币值1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准纯银。在北京是每天从户部领取1500两。”

巴罗由此估算，他们一行，使北京花费了51.9万两白银，即17.3万磅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约1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王大人告诉我，为我们服务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时候大大超过1000。我相信他没有夸大其词。”

巴罗算了一下账，说他们这次出使，英国本身所花费的，不过8万磅。“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1/4。”（约翰 巴罗《我看乾隆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