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发生“羊吃人”圈地运动的英国创造并发展出人与自然、过去与现在巧妙融为一体的文化，显示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平衡好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保护、历史遗产保存的三者关系。当然这种平衡的取得远非一蹴而就，因为和谐完善的价值追求始终需面对生存危机、利益之争的挑战。

  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实力达于巅峰后，英国社会却呈现出精神贫乏的迹象，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公共责任心和纪律缺失。当此之时，讴歌田园生活的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以文人骚客的怀旧情感抵抗现代化对农村的破坏，为乡村生活方式辩护，拒绝对过往历史的彻底否定，对当时英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纠偏作用。同时，文化学者阿诺德等人大力倡导以美与智的文化追求，即“探究完美，追寻和谐的完美”，重塑社会秩序，将国家发展引向正确的方向，其实现途径是学习研究自古以来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现代英国乡村文化的发展与保护正起源于这个时期。在随后的近百年里，由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入手，从环保意识启蒙，到理念推广，至付诸于各项政策实践和立法规范，英国现代乡村文化逐渐形成并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英国农业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个体农民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和工业化的挤压，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全国农业工人工会和全国农民联合会。农村状况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英人首先意识到自然风景和野生动植物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威胁，如果任其恶化，人生存的根基会被破坏。于是各种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最著名的莫过于1895年成立的名胜古迹国民信托，该组织在英国自然景观和历史名胜的永久保护上贡献卓著，例如田园中那些长满青苔的栅栏和石墙都得到了精心保护，这些曾是圈地运动的产物和英国土地早期私有化的标志。

  科学界人士则从科学观察和实验的需要出发，组织了各种科学学会，如1912年成立的自然保护地促进协会，1913年成立的世界第一个生态学学会，1926年成立的英国乡村保护协会。1941年30多个社会团体的代表组织召开了战后自然保护大会，大会提出应将自然保护地列入国家战后规划的建议。

  虽然有先知先觉人士的呼吁与行动，但当时大众的自然保护意识还没有被唤醒。农民因缺乏国家的扶持，其生存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无暇顾及机械化和农业化学革命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经济增长依然是政府的工作重心，政府始终拒绝对自然环境保护提供财政资金，即使闻名遐迩的“大湖区”也得不到任何政府资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政府开始关注环保，1943年成立了自然保护地委员会，设立城市和乡村计划部，1945年该部讨论发起一项“正确使用乡村的宣传运动”。在关于乡村土地使用的官方报告中，明确指出农民是“国家景观的不自觉的监护人”，同时认为农业的繁荣取决于满足农村居民的生存发展以及国人乡村休闲与娱乐的双重需要。1949年依据《国家公园和亲近乡村法案》建立了国家公园委员会，负责自然景观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并提供就业，保障乡村的便利设施和推动乡村旅游。1957年农业部规范了杀虫剂的营销与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代末，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凸显，1952—1962年的十年时间里连续发生了多达12次严重的酸雨烟雾事件。农业集约化虽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改变了乡村的外观和特征。1980年出版的著作《被盗的乡村》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农业的集约化已危及低地草原中97%野生动植物的生存。

  直到1980年代末，英国对于乡村的发展一直缺乏战略规划，政出多门，农业部、环境部、森林委员会、乡村委员会、自然保护地委员会和水务部门虽然都对乡村文化的发展与保护有责任，但各自为战，相互掣肘，涉及乡村的相关法案一再修改，缺乏综合协调部门。即使面对要求严控污染和防止乡村的传统风貌被破坏的压力，1975年政府白皮书依然强调粮食增产的重要性。

  1986年，保守党政府引入了超越部门利益的野生动植物和乡村法案。同年颁布的农业法强调了农业部的环保责任。直到1980年代，英国房地产开发才真正遵守保护乡村文化的规定，确保乡村的建筑保有传统的外观。除了立法、科研的帮助外，政府还借助拨款、补贴、税收等措施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加强对农民的环保教育与培训，奖励其环境友好行为。

  英国现代乡村文化实质上是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取得动态平衡的一种文化，是社会参与、立法规范、政府推动三者良性互动的结果，体现了英国人的务实与持中，对健全理智和最优秀的集体自我的追求。